专访中国首位RTTP张晓宇：我国成果转化主动脉通了，但毛细血管还堵着

“你好，我是做成果孵化的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我们公司不投养鸡产业。”

上述对话发生在2006年，张晓宇第一次跟中国企业对接的时候。

一晃16年过去了，今非昔比。

在7月11日公示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（以下简称《大典》）中，技术经理人作为新职业被纳入第二类“专业技术人员”。

《大典》将技术经理人定义为：在科技成果转移、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，从事成果挖掘、培育、孵化、熟化、评价、推广、交易并提供金融、法律、知识产权等相关服务的专业人员。

不难看出，技术转移工作在科技成果转化上占据愈发重要的位置，而且关注程度持续攀升。

作为中国首位通过ATTP认证的注册国际技术转移经理师，国内首批技术转移序列高级工程师，高级经济师，张晓宇不仅拥有十余年的技术转移工作经验，还曾参与修订相关行业法规，撰写成果转化书籍，并在四个大学技术转移方向的MBA/MPA课程上授课。

截至目前，他操作过的项目突破1500个，积累160多项技术转移案例，其中包括64次校企产学研合作开发和企业孵化经历，41次国内外高校成果许可/转让的校企合作经历，培育6家新三板挂牌公司，培育1家主板上市公司。

毋庸置疑，在科研院校的成果转化上，他拥有十足的发言权。

“我爷爷是研究水利工程的，爸爸是研究导弹的。我原先给自己的规划是去读个医学博士，之后再去搞研发，没想到走一半迷路了，开始做医疗创新的服务者了。”

张晓宇出身在科研世家，却跨行到了技术转移领域，他的所谓“迷途”来自于一个偶然的契机。

大学时期，导师搞研发需要写专利，课题组的师兄忙着谈恋爱，没有时间写，于是写专利的任务就落在了免费“壮劳力”本科生的头上。

师兄把一本实验报告交给张晓宇，示意他“照着抄”就好了。就这样，处于“萌新”状态的张晓宇“抄”出了第一份专利。

天生的钻研和好奇精神，让张晓宇觉得这件事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。“我寻思专利申请真有那么容易吗？抄实验记录本就行的话，知识产权就不该有博士学位了，肯定没那么简单！” 为了一探究竟，他又去英国进修了知识产权法。

也是在那之后他才知道，当初师兄给他的根本不是什么实验报告，而是技术交底书。

硕士读完后，张晓宇正赶上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跟中国合作。玛丽女王大学拥有全英最好的医用材料学，需要招募一个既懂医学又懂知识产权的中国人来开展中英相关合作，于是张晓宇被选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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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这样，在偏离自己规划但正确的道路上，张晓宇渐入佳境。

从事技术转移工作至今，张晓宇从来都没有“躺平”过，他始终保持着空杯的心态。“我会不停地发现自己的认知存在很大局限，学的越多，越意识到自己知识的局限性，可能不断学习就是我的命。”

在跟高校的发明人沟通的时候，张晓宇也强调要不断地跨界学习，融会贯通多个医疗细分领域的知识，只有这样才能要“扛得住老师的三板斧”。

张晓宇向橙果局分享了技术转移工作的三个关键点。

其一是要寻找first in class的技术。

以遴选医疗器械项目为例。张晓宇指出，在筛选项目时，要跳脱传统思维模式，以满足临床需求为出发点，选择能够显著改善原有手术体验，包括手术实施方法以及患者体验的替代性技术。

拿诊断肝硬化和肝纤维化时实施的肝穿刺手术来说，传统的思路是沿着既有的手术方法进行改进：如何提升穿刺的精准度？如何使穿刺创口更小，患者恢复更快？而技术转移人员则关心有没有办法可以不穿刺。

正是基于对原始创新力的聚焦和前瞻性的判断，张晓宇团队在2008年仅用100万人民币，就帮助内蒙古福瑞医药（现名为福瑞股份）从法国中央理工学院孵化的Echosens公司成功引进Fiber scan（瞬时弹性影像成像技术）。

而这一技术使得福瑞医药在清华海斯凯尔出现之前，作为中国无创肝硬化和肝纤维化诊断市场唯一的供应商八年之久（2008至2016）。

其二是注重资源协调整合。

作为连接高校和产业方的桥梁，技术转移机构在保证技术独创的同时，更重要的是资源的协调整合，主要包含以下两个部分：

一方面是与科研人员沟通，帮助其完善产品方案。张晓宇指出，很多时候，科研人员只是在实验室发现了某种现象或是验证了某种猜测，但是并不清楚如何挖掘其商业价值和投资价值，也不太擅长分析这类非自然科学的问题。

这就需要技术经理人与发明人沟通，鼓励其朝着最具有投资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方向去完善研发方案，形成产品。这一过程十分考验技术经理人的耐力和“跨界”沟通能力。

另一方面是支持科研人员构建专利壁垒，整合产业方资源。技术转移机构不仅要承担知识产权的服务、还有营销策划、沟通渠道的搭建，以及进行早期项目的募资等。

在资源协调这一关键点上，张晓宇拿家喻户晓的核磁共振仪（MRI）来说明技术转移经理人的重要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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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1979年，Peter Mansfield就完成了MRI相关科研工作，但该科研成果一度被认为并没有什么商业价值。

时任英国技术集团（BTG）总裁Ian Harvey发现并引导Peter Mansfield，帮助对原有技术方案进行改良和商业化设计，并找人帮他完善好专利组合和专利撰写要求，使其搭建起足够强的专利壁垒，最终在1983年实现成果的产品化。至今该行业的全球市场仍被GPS（GE、飞利浦、西门子）垄断。

“可以说，如果没有技术转移经理人，人类要多等个10年、20年才能用上核磁共振这项技术。”

除了MRI这个经典案例之外，世界上第一个气垫船、抗生素、先锋霉素、干扰素、除虫菊醋等等，均是在技术转移经理人的引导下成功实现产品化和商业化的。

其三是设计兼顾科研人员和企业需求的转化路径。

在科研成果转化路径上，专利权的归属是绕不开的话题。

对标英美等国家先行范例，张晓宇鼓励以专利许可的方式进行转化。

“技术要掌握在知识最丰富，研发积累最深厚的人和他所在的研发单位手里。”从张晓宇的话中可以看出，他一直秉持充分尊重技术、尊重研发的理念。

为什么说专利许可更有利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呢？张晓宇进一步指出了两点原因。

一是在做应用层研发的时候，一定会用到底层专利技术，所以掌握专利权是推进研发的基础；二是成果转化有很大风险，在产业化过程中有极大可能性夭折。如若采取专利所有权转让的形式，万一成果孵化失败，科研人员若想在原有技术方案基础上改良，势必会受到商业化的阻力。

与英美允许使用专利许可合同进行作价入股不同，当前，中国大部分还是倾向于直接买断专利。

张晓宇认为，造成这一趋势的其中一个原因是，在高新企业的无形资产认定上，只认定转让合同，不认定许可合同。此外，北交所的上市规则中也明确要求企业要拥有专利的所有权。

在和默沙东、阿斯利康、葛兰素史克等世界500强企业的内部人员交流时，张晓宇发现，很多外企都来中国高校找科研成果，去国外做转化，再把产品卖给中国企业。

讲到这，张晓宇十分遗憾地表示：“施一公老师曾经说过，中国有大量的、优秀的全球顶尖科研人员，甚至有很多科研人员获得了国外的终身教授身份，但他们还是毅然选择回来报效祖国。但是由于一些问题，我们却在浪费自己的才华，浪费自己的智慧，为全世界做免费劳力，这是非常可惜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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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如今中国的高校科研技术与国外不遑多让，甚至更胜一筹。那么，为什么中国的科研成果在本土转化还是面临着诸多问题？

就这一局面，张晓宇打了个很生动的比方：“主动脉通了，毛细血管没通”。

张晓宇指出，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，法律法规已经相当完善，形成明显的通路，但是细则没通，在具体落实上还存在着局限性，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（1）体制内的“淤堵”

一方面从专利申请上来说，无论是高校、科研院所还是国企、央企，大部分的科研立项和项目验收都与专利的申请，专利的个数挂钩。根据国知局发布的《2021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》显示：“专利申请本身不以转移转化为目的”是制约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另一方面是在专利维护上，张晓宇透露，高校和科学家对专利维护的付费意愿不强，导致专利平均寿命只有两到三年，之后就会变成公知技术，错失产业化的机会。

不难看出，缺乏充足的成果转化经费预算和对专利指标的硬性要求相互博弈，导致高价值专利产出的比例被稀释。

（2）投资机构的“淤堵”

一方面是受“惯性思维”的影响，在面对早期项目时，创投机构仍然按照传统VC/PE的玩法：与初创企业谈投资回报、兜底条款、回购条款、甚至还要谈对赌协议。实际上，“从产品线做孵化才是创投机构要做的事情”。

另一方面是不敢承担风险，尤其是医疗领域的早期项目，其较长的研发周期和专业的技术壁垒让不少投资机构“望而却步”。

但张晓宇认为，承担多大风险就有多大收益，这正是早期科研成果转化的特点。“早期项目风险高，但是投资机构所持有的股权比例和后期收益也相对高，这是公平的。”   

资本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的活水。但就目前的状况来说，不仅是民营机构不愿意投到早期科研项目里，国有企业在支持“硬科技”时也有其“难言之隐”——会面临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。

《科促法》里虽然明确了高校、科研院所的决策免责，但没写央企、国企领导是否依法决策免责，这也是导致他们在日常工作中不敢轻易决策的原因之一。

针对投资机构的顾虑和隐忧，张晓宇建议可以再多一点包容性，对投资、金融机构出台一些扶持政策或进行适当补贴。

（3）第三方服务机构的“淤堵”

张晓宇认为，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具有天然做成果转化的优势，他们接触科研院校和企业的专利申请，对项目的商业化价值有着清晰的判断能力。此外，依托为研发人员提供技术交底书，获得了科研人员的信任，同时也拥有链接产业方的资源。

结合这些优势，第三方服务机构如果能够在科研院校和企业间进行撮合、拉动投资、规避法律风险，这将是一件非常利于转化的事情。

但遗憾的是，这方面做得并不尽如人意。

张晓宇坦言，“大部分代理机构还是倾向于赚快钱”，把注意力放在申请一个专利值多少钱，申请一个商标值多少钱这些短期回报上，即便是知识产权行业里比较大型的机构依旧缺乏长远的意识和投入。

长此以往，服务机构对成果孵化的关键性支撑不足，加之企业对于早期硬科技项目的决策风险顾虑，使得科学家纵有一腔热血也难以科技报国。

利不可独。

在科研成果从高校走向产业化的全链条上，张晓宇认为，踏踏实实做好属于自己这段的事情，不要贪，这样反倒更容易成功。

“并购、营销、生产不是技术转移机构擅长的，就要勇于交接棒，把接力棒交给做PE，做IPO的”，谈及技术转移机构何时退场时，张晓宇这样表示。

的确，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 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。众人拾柴火焰高是任何一个行业想要行之深远，走向广大的不二法门。

作为在中国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第一批人，张晓宇也算见证了中国技术转移的发展史，见证了其从之前的“无人问津”到现在的“求贤若渴”。

在和张晓宇的交流中不难发现他处处流露出的家国情怀。振兴中国这话听上去可能离我们很遥远，但是把优质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落地，进而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确实是在为中国的日益强盛而付诸努力。

他说他想充当一块垫脚石，呼吁大家把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的生产力。

谈到科研成果转化的未来时，张晓宇说：“大家现在都开始关注成果孵化了，所以我比我的前辈们幸运。但我相信你们90后、00后乃至下一代会有更好的转化机遇和环境，希望你们踩在我的肩膀上，可以走的更高更远”。